现状:产业跨地区转移方兴未艾
当下,一些生产加工的大企业正在从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话部地区转移,如富士康计划从深圳北迁到郑州等地,英特尔关闭在上海的工厂并在成都扩建生产基地,惠普在重庆设立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联合利华酝酿在湖南设立新厂,海尔、格力、美的和TCL等国内家电巨头也计划或启动在内地建立新的生产基地。20lO年6月,香港工业总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
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跨地区的产业转移呢?从成本角度看,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往往被看成是这种产业转移的动因之一。然而,这与我们的观察似乎是矛盾的。比如说,在27个省市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之后,在内地许多省份招募一名工人支付的每月工资基本是1400~l700元左右,这与沿海等地员工的每月工资水平大体相当。富士康在河南的招工信息显示:人职基本工资不低于1200形月,月平均综合收入在1600~2300元;人职进行3个月考核,考核合格者标准工资不低于2000元/月,月平均收入在2500~3000元,这种工资水平比相当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平均工资还高一些。
误区:劳动力成本是产业转移主因
那么,劳动力成本究竟是不是引起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动因呢?我认为,在劳动力流动存在在着限制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不容易缩小的,因而这种工资差距成为产业转眵的一个基本动因。而在缺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会明显地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产业转移就需要另辟蹊径,而不能把这种转移的动因之一归结于劳动力成本差距。
从国际情况看:劳动力跨国流动受限工资差异大
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看成是这种限制与障碍较多的例子。当前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对流人的移民都存在着十分严格甚至苛刻的限制,这使得移民完全不像资本一样在国际之间流动。
以美国为例,1820~1914年,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从9.6%提高到14.6%;1914~1950年,从14.6%下降到了6.9%;1950~2000年,这个比重又上升到9.8%。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交通运输成本的持续下降,使劳动力跨国流动成为可能。二是近180年来的移民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由于国家之间的移民十分有限,通过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的机制就不起作用,因而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可能持续增大。
在19世纪初期,最富裕的国家同等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最多等于最贫困国家的3倍,如今则至少是15倍以上。据国际上的经济信息组织(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的统计,在199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每小时的工资成本是16美元,中国是0.2美元,两者相差了80倍。到2004年,这个标准在美国提高到22美元,中国提高到l美元,两者倍数缩小到了22倍,这不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收入水平明显增加所导致的。
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工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国资本管制逐步放宽的条件下,这就成为了国家之问资本流动的主要动因。近20年来,国际市场上的FDI增长率大大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国内情况看:劳动力流动大收入趋同
但是,对于我国的不同地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沿海等地经济部门的迅速扩张,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6年,我国农村人口流人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32亿人左右。虽然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远未完成,诸如将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分成两个市场的户籍制度以及工资差距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但是,仅仅就非正式劳动力市场来说,通过劳动力大幅度地流动,使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趋于缩小了。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就从经济理论上论述了二元经济如何通过劳动力流动走向一元经济的过程与机制。事实上,不仅是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现实印汪了这一点,而且,其他国家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德国的一体化消除了劳动力流动限制后,使东德劳动力向西德大幅度地流动,从1990年到2007年大约有170万东德居民流人到了西德,大约占了东德1700万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导致了两地生活水平的趋同和经济集中。
总之,国家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是明显地大于国内不同地区之问劳动力流动的,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的长期存在构成了跨国性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但是不能将这种逻辑应用于国内不同地区的产业转移,因为在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情况下,国内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儿乎趋于消失了,但是,跨地区的产业转移依然在大量地发生着,因此,不能将此归结=f劳动力工资成本差距,而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转移的动因。只有准确地找到了这种产业转移的亏]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转移的政策。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塘)